我国无线电使用始于清末，而发源地正是天津。1905年，鉴于无线电关系军事、交通及政治、商务之重要，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无线电报学校。电报学校从国外购置了数台马可尼式无线电发报机分别设置于天津、北京、保定及北洋海军军舰之上，这也成为了我国军用无线电报之始。由于当时国人并未掌握无线电发收报技术，加之风雨飘摇的清廷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无线电建设和应用，因此早期的无线电民间应用基本以在华外国人为主。
民国成立后，交通部负责管理有线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管控有线电和无线电的法律条款《电信条例》出台，条例规定无线电器材属于军用，严禁私自输入及设立。但各国并未对这条法令加以重视，非法电台在各地不断设立。截至1925年，经过北洋政府交通部统计确认，当时外国在华私设的电台已达58座。
在外国电台不断设置的同时，我国民用电台也相继出现。根据1935年出版的《交通年鉴》介绍，1908年上海回购了英商汇中旅馆私设的电台，并将其归属上海中国电报局管理，供崇沪通电使用。
“无线电报”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是1897年《时务报》刊出的译文——《无线年马可尼进行无线电报通信试验的情况
天津虽是我国无线电应用发端最早的城市，但民用无线年。根据《天津电话局要览》《天津电信史料》等文献记载，在这一年中交通部在天津大沽口附近设置了长波火花式无线电台为来往船只导航。此外交通部还曾试图利用无线电台来增加京津之间的长途电话线路，并向中国电气公司购置无线电台两台分别安置于北京和天津。1924年天津无线电台成立，该电台呼号为XOV，为收发船只和陆地官商各报使用。在进行商业收发的同时，安放于北京和天津的两座电台还曾进行过广播测试，结果显示这两部电台经均适合应用于广播电话。
无线电报的长期使用，也为无线电广播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根据《大公报》记载，1925年近代天津第一家广播电台——义昌洋行广播电台诞生，其所有者是一家主营无线电器材的日本商号。广播电台诞生之初，收听工具相对较为简单，除了部分租界内的外国人使用来自美国或日本的高质量收音机外，最主要的收听工具还是以矿石收音机为代表的简单器械。包括义昌洋行在内，当时商号所经营的无线电器材较为基础，只销售比如漆包线、自然铜、胶木板和耳机等用来组装矿石收音机的元件。这些元件有必要进行二次组装后才能用，且收听效果较差。即便这样，矿石收音机还是在一些家境富裕的中国人当中引发了无线电热潮，很多学生购买元件自行组装收音机，天津当时最早的一批无线电爱好者也应运而生。此后，义昌洋行也曾销售日式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及配套器材和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但这些收音设备价格昂贵，购买者也主要以政府企业为主。
2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官办广播电台的出现，天津的民族收音机制造工业开始缓慢兴起。根据《天津通志·广播电视电影志》介绍，创建于1928年的天津中国无线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天津顶级规模的民族无线电企业，不同于先前简单的矿石收音机生产销售，中国无线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能够直接进行更复杂的移动无线电报机和广播发射机的生产和制造。此外，该公司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它是当时世界知名的收音机工业领军者——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在当时如果想要购买美国RCA收音机，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要来到天津，通过中国无线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1936年，中国无线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迁往上海，RCA又在天津成立了美国无线电公司驻天津办事处，该办事处主营无线电器材销售，同时也进行设备的维修翻新和安装等。该办事处售卖的机器虽然价格昂贵，但还是在抗战胜利后垄断了华北地区的高端无线电机器维护市场。
因外商对制造收音机的技术管控严格，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收音机制造业并不发达，多数商户以销售维修为主业。除了中国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能制造部分无线年创办的天津华生电池厂也开始为直流收发报机、收音机和电话机生产电源电池。虽然本时期各地听户心仪的还是质量优良的美日收音机，且国产收听工具的生产还基本处于整机仿制或元件生产阶段，但这些厂商的出现还是为我国自主生产收音机奠定了基础，也培养了最早一批收音机工业人才。1935年后，一种由日资松下无线株式会社生产的“骆驼牌”再生三、四灯收音机开始在天津出现并大量倾销，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日本在华北的殖民扩张服务，但客观上却也推动了收听工具在天津的进一步普及。
20世纪40年代天津市场上销售的美国高级落地式收音机（图片来自：网信天津）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日资在天津的急速膨胀和日本侵略脚步的逼近，日本收音机因其低廉的价格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外国收音机。七七事变后，日本设立伪华北广播协会对广播事业进行严酷的殖民管控。他们一方面控制电台内容，播出奴化宣传节目控制民众思想；另一方面控制收听工具，妄图从播出和收听两个环节上全面操纵天津的广播事业。
平津沦陷后，日伪当局建立了所谓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控制了所有事关军事的重要工业部门，其中就包括无线电制造。根据《天津工商史料丛刊》记载，日伪当局大肆抓捕从业人员，妄图对天津的无线电制造业进行彻底控制。这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天津民族无线电工业遭受了毁灭打击；此外，他们还开办了包括东京芝浦株式会社天津厂、义昌洋行电器工厂、松下无线株式会社、华北电线株式会社等大量日资公司进行无线电器材生产。这些工厂利用殖民特权，大规模生产军用发报机和民用收音机；在民用收音机生产方面，这些日资企业在天津大量设厂组装再生式电子管收音机并在沦陷区内强制倾销。
沦陷期间日本共在天津生产了四种再生式电子管收音机，包括华北标准型三号、四号两种四灯高放式收音机和华北标准型十一号三灯直放式收音机以及标准十三号四灯高放式收音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名为“华北标准型矿石受信机”的矿石收音机，为了控制用户的收听，这些收音机均不具备短波收音功能。其中华北十一号是一种直放式再生收音机，其元器件质量差，售价47日元，在天津大量倾销，包括松下无线株式会社、精器株式会社、山中电机株式会社等都曾生产这种廉价收音机，以华北十一号为代表的日本收音机也成为了从抗战时期开始直到1949年后，天津拥有量最高的一款收音机。
日本全面侵华前中国的民族无线电工业大多分布在于天津、南京和上海三座城市，其中上海的地位更突出。日本占领天津后，将天津作为其无线电工业基地，这一行为主观上是为其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服务，但也在客观上使得天津的收音机工业在规模和技术上得到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远远超越了另外两个城市。
抗战胜利后，政府对沦陷区的日伪资产做全面接收。昔日那些日资无线电企业也被悉数接收，摇身一变成为了的官营资本，并开始与原有的重要无线个日资无线电厂商被合并重组为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分厂；同年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重庆分厂被整体迁入天津与日伪升恒机器厂合并改建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天津分厂；国民政府国防部则将东京芝浦株式会社天津厂、义昌洋行电气工厂等接收，在此基础上改组为中美无线电器材厂。
伴随着抗战胜利，民营无线电企业也开始恢复或新建。其中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协昌无线电行、四强无线电行、华懋无线电行、合记无线电行、真美无线电行五家企业。但这一些企业受制于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仅能进行简单地修理及装配性生产，没办法形成规模。除这五家企业之外，诞生于1936年的野玫瑰无线电行所生产的收音机也在市场上十分畅销，野玫瑰无线电行是由徐广茂创办的一家老字号民营无线电企业，该企业早期销售收音机及相关这类的产品，同时从事修理等工作，1949年后转变为生产收音机的工厂，并于1952年更名为“野玫瑰电机厂”。至1949年天津解放前，天津民营无线家，基本都采用“前店后厂，工商兼营”的经营方式。
在民营公司开始恢复的同时，美国商品又开始在天津大规模倾销。为生存，天津的各家收音机制造厂商无奈大量引进美国著名品牌收音机进行组装生产。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品牌是前文提到的RCA和飞歌。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分厂主要负责RCA牌56X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收音机以及飞歌牌806型、2806型电子管五灯超外差收音机的组装和生产。这种收音机较之30年代日本生产的收音机更先进，增加了短波收音的功能，同时接收距离更远，信号更强，音质更佳，但售价也远高于日本产收音机，在当时需要将近100大洋左右。
美式收音机及配件的大量倾销导致刚刚劫后重生的天津民族收音机企业沦为了美商收音机的装配流水线。各家工厂组装生产的收音机，包括电子管元器件、收音机底盘、外壳、螺丝螺母，甚至导线和说明书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完全丧失了自主设计制造的能力。天津解放前，仅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天津厂就生产了4885台飞歌806型收音机。
虽然美商收音机的制造和倾销极度影响了民族收音机工业的复苏，但其客观上却培养了一批经验比较丰富的职业工人。据统计，到天津解放前，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厂员工已发展到570人，其中工人444人。在装配生产中设置的200台装配线和定额计件工资制度和三分钟一台的装配标准使得流水线上的工人更加熟练，进而也在客观上提升了收音机装配制造的水平，为天津解放后收音机无线电工业的再发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奠定了技术基础。
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管会对包括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厂、中央电工器材公司天津制造厂以及中美无线电器材厂等在内的经营的各种无线电器材厂商进行了接管。经过改造，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厂和中美无线电器材厂被改造为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二制造厂，并在1953年3月更名为著名的国营第712厂。
从20世纪20年代由外商引进并销售收听工具到解放前建立起独立且完善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工业，天津收音机制造工业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修理组装到整机生产的跨越式发展。虽然截至天津解放，受到日本统制天津收听工具制造工业和官营无线电工业一家独大、美制收音机垄断产销各环节等坏因的影响，天津收音机制造工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装备制造和加工制造的层次上，但工业体系的完善和人员、技术、设备的稳定充足还是使得天津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超越上海和南京成为了近代中国收音机工业的中心，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电子工业重新起步的基地。正是因为有了近代天津收音机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发展推动，才有了1949年后我国电子工业面对外部封锁时所展现的自立自强。